古代经学典籍都包括哪些?经学典籍大全介绍

2020-05-23 07:26
  经学典籍的主体十三经

  经学研究的核心是被历代儒者奉为经典的十三经,宋明理学虽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等四书为重,但《大学》《中庸》终归是《礼记》中的篇章,《论语》《孟子》也在十三经之内,因而经学的主要典籍仍为十三经所包括。两千余年的 经学史,大致是围绕着这十三部经书的确立、考订、阐发和注解不断延深、反复纠辩、曲折发展的。十三部经书是经部典籍的主体,其他浩繁的经部书籍,都是由此 而派生的著述。因此,了解十三经是把握经部典籍的关键。十三经中各经的大致情况如下:

  《周易》

  全文 24000余字,原称《易》,又称《易经》,本是占筮书,后被儒家奉为讲究哲理的经典。相传古代占卜用的易书本有三种:一种是夏代的易,叫《连山》;一种 是商代的易,叫《归藏》;一种是周代的易,就是现存的《周易》。前两种已经失传,而《周易》则流传至今。《周易》中用和两个最基本的符号代 表阳和阴;把这两种符号迭列三层,如三(乾)、三(坤)等,可以形成八种组合形式,称为八卦;用八卦的卦象两两重迭,又能组合成六十四卦;六十四卦每卦又 有六爻。六十四卦每卦有卦辞,每爻有爻辞,分别阐述各卦各爻的意义,卦辞和爻辞是《周易》的经文。许多研究《周易》的学者认为卦辞、爻辞是西周初年的作 品,因为它所记的内容有殷商祖先的故事,也有周初的史实,但无后代任何色彩。

  除卦辞、爻辞外,还有《彖传》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象》上下、《杂卦》等解释经文的传,合称十翼。十翼的作者并非一人,而且也不是作于同一时代。十翼对《周易》经文的解释未必都能符合原意,因此不能依赖它们去理解正文。

  研究《周易》的易学历来有两派,一派重象数,卜筮灾异,如汉代的易学;一派重义理,阐发思想,如三国时王弼的易学。

  《尚书》

   全文2500余字,原称为《书》,是夏、商、周时代一些历史文献和传说资料的汇编,后来成为儒家宣扬二帝、三王及周公孔子治道的圣典。《尚书》的内容 有所谓今文、古文之分。今文《尚书》为西汉初山东伏生所传,共28篇。西汉中期以后,又多次发现用周秦六国文字书写的古文《尚书》。古文《尚书》在汉朝未 能立于学官,以致西晋以后全部散失,现今只能看到它的篇目名称。

  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赜根据一些散逸的《尚书》文字编撰成所谓古文《尚 书》25篇,后人称之为伪古文《尚书》。他又吸收了原今文《尚书》,将其离析为33篇,两者拼凑,以符合刘向、郑玄校注的古文《尚书》58篇之数,向 朝廷呈献。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收在如今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中,它实际上是由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合并的。因此,现传《尚书》,只有今文 才是真本,古文则是梅氏伪造的。《十三经注疏》中还有梅赜伪造的《尚书孔氏传》13卷,说是西汉孔安国解释《尚书》之作。梅氏编选的这些伪书,直到清代阎 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时才被彻底揭穿。古代对《尚书》的研究,除了《十三经注疏》中的注疏外,宋代蔡沈的《书集传》也是《尚书》研究的重要成果。

  《诗经》

   全文39000余字,原称《诗》,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分风雅颂三类,其中有庙堂之诗,卿大夫之诗,也有民歌,时代从西周到春秋中 叶。春秋战国时,诸子各家都曾习《诗》用《诗》,但各家相比,以儒家对《诗》的整理水平最高,传授最成系统,《诗》渐渐成为儒家专门的经典。《诗经》在汉 代有齐、鲁、韩、毛四家传授,前三家属于今文诗学,立于学官,但至魏晋以后逐渐衰亡。毛亨、毛苌所传的毛《诗》属于古文诗学,流传至今,共310篇,其中 六篇仅存篇名而无诗文。历代《诗经》学研究的成就,除《十三经注疏》中的毛传、郑笺、孔颖达正义外,南宋朱熹的《诗集传》,清代陈奂的《毛诗传疏》、马瑞 辰的《毛诗传笺通释》、姚际恒的《诗经通论》、王先谦的《三家义疏集》等,成就也较突出。

  《仪礼》

  全文 57000余字,原称《礼》,汉代又称《士礼》、《礼经》,晋代以后称《仪礼》,它是现存最早记载古代礼仪的书。《仪礼》成书于东周时期,但书中所载的各 种典礼仪式,应在此书之前就存在了。孔子办私学时,通过对古礼的整理编辑形成了《礼》的教材,礼是孔子讲学的重要课程,也是儒学的重要内容。

   西汉初,由鲁高堂生传下《仪礼》17篇,在西汉中分为大戴(戴德)、小戴(戴圣)、庆普三家礼学,它们都属于今文经学,立于学官。1959年在甘肃武威 发掘出汉代抄在木简上的《士礼》多篇,属庆普传本,为研究《仪礼》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流传至今的《仪礼》是由东汉郑玄注释的刘向《别录》本,其篇目与西汉 学官的《仪礼》相同,都是17篇,包括士冠礼、昏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礼、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丧服礼、士丧礼、既夕礼、士虞 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等。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又有《礼古经》56篇,是古文《礼经》,其中有17篇与今文《礼经》基本相同,另外 39篇汉代称为《逸礼》,已经失传。《仪礼》研究,除《十三经注疏》中的郑注、贾疏外,南宋朱熹的《仪礼经传通释》、清人张尔岐的《仪礼郑注句读》、凌廷 堪的《礼经释例》、胡培晕的《仪礼正义》,都是较重要的著作。

  《礼记》

  全文99000余字,又名《小戴礼记》。 先秦礼学家们传习《礼》的同时,也传授一些相关的参考资料,这种资料叫作记,是对《礼》的内容进行解释、说明和补充。西汉时《礼经》立于学官,礼学博 士在讲《礼经》时也选用一些记作为辅助教材。东汉中期,注讲《礼经》的记只存两种:一是戴德选辑的85篇本《大戴礼记》;二是戴圣所编的49篇本 《小戴札记》。郑玄为《小戴礼记》作注,于是传习它的人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这就是流传至今的《礼记》。由于郑玄也给《仪礼》《周礼》作注,所以三书 并称三礼。

  东汉以后,《礼记》的地位逐步上升,这是由于《仪礼》仅仅记载了一些礼仪制度,而《礼记》则更多地论述了这些典礼制度 的意义和作用,从理论上阐述了儒家的礼治思想,更利于统治者发挥和利用。于是到了唐代,《礼记》从原来经传的地位升格为正经,并代替《仪礼》进入唐代 五经。

  《礼记》作为一部儒学杂编,内容很庞杂。有不少内容是专门说明《仪礼》的,如《冠义》《昏义》等,这些篇章探讨了制礼的深 义,是研究儒家礼治思想的重要依据;有些篇章谈到儒家对国家、社会制度的设想,如《王制》《礼运》;有的篇章讲人生哲学和道德修养,如《大学》《中庸》和 《儒行》;有的篇章借孔子之名阐述儒家理论,如《仲尼燕居》《孔子闲居》等;还有讲教育的《学记》,讲音乐的《乐记》。此外,有不少篇章是杂记各种礼制、 礼仪规则及丧服丧事的。除《十三经注疏》中对《礼记》的郑注、孔疏外,注释《礼记》较有名的著作还有宋代卫湜的《礼记集说》,清代朱彬的《礼记训纂》、孙 希旦的《礼记集解》。

  《周礼》

  全文45000余字,原名《周官》,西汉末年刘歆将它改名为《周礼》。这是一部记 述政治制度的书,由战国时期的儒者以周王室及春秋各国的官制为基础,并根据儒家的政治理论,设计了一套理想化的制度作为全书内容。《周礼》分天官冢宰、地 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部分,其中冬官司空已亡佚,汉人用先秦古籍《考工记》补入。全书记载300多种职官,并对其职掌作 了介绍,其中有不少内容是周代政治制度的如实记录,因此《周礼》仍是研究古制的重要典籍。

  据《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记载,西汉景帝时,河间献王在民间搜集到古本《周官》,因此《周礼》属于古文经书,汉末立于学官。《周礼》除《十三经注疏》中的郑注和贾疏外,清代孙诒让的《周礼正义》是研究此书的重要著作。

  《春秋》及三传

   春秋曾作为东周各国国史的通称,现存《春秋经》是东周时鲁国国史的专称。它记载了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共244年的鲁 国历史。孔子曾对《春秋》进行修订和整理,列为六经之一,作为在私学传授历史知识的教材。《春秋》经文对史事的介绍十分简短,全书不过16000余 字,所以分别出现了一些解释《春秋》的传。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解释《春秋》的有五家,即左氏、公羊、觳梁、邹氏、夹 氏。但邹氏无师,夹氏无书,实际上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左传》《公羊传》和《姅梁传》。《左传》是一部独立的史著,在司马迁《史记》中称为《左氏春秋》,东 汉班固作《汉书》才使用《春秋左氏传》的名称。在汉代尊经的情况下,它和《公羊传》《觳梁传》一起被视为解释《春秋》的传。事实上,《左传》是参考《春 秋》经而作的史著,并不单为解释《春秋》。西汉时,《左传》作为古文经,一直在民间流传,未立于学官,刘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汉书刘歆 传》),并力争将《左传》立于学官,遭到今文经博士的反对,理由之一就是它不传《春秋》。西晋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后,才将《左传》拆开附于《春秋》各 条经文之下,合为一书。两书合并后,可看出《左传》编年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终于鲁悼公四年(前464),比《春秋》经多出17年。合并后的《春 秋左氏传》中还有不少无经之传,则原《春秋》不载而《左传》有文。以隐公元年为例,经有七条,都有传;传有14条,其中7条是无经之传。

   在《春秋》三传中,《左传》以叙事为主,而《公羊传》、《姅梁传》则以释经为主,叙事极少,因此后两传不能作为史书,而只能作为纯粹的经书来读。汉代 《公羊传》和《觳梁传》都立于学官,属今文经,汉代以后儒者常利用此两传发挥自己的政治观点,因此这两部经传,特别是《公羊传》,在经学史、思想史上也具 有很大影响。

  《论语》

  这是一部记载孔子和他少数学生的言论行事的书。论语一词,最早见于《礼记坊记》,说 明《论语》在西汉以前就已流行。按照《汉书艺文志》的记载,《论语》是在孔子身后由他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将平时的记录汇纂成书的。它在西汉时还被看作是 传、记一类著作,只作为经书的辅翼。东汉以后才作为正式经书列入七经。《论语》全书12000余字,分20篇,书中保存了孔子大部分丰富的思想内容, 是研究孔子及孔门弟子的必读书。西汉流行的《论语》有古《论》、齐《论》、鲁《论》三家,前者属于古文经学,后两者属今文经学。自汉代开始,《论语》就受 到高度的重视,历代研究著述层出不穷,较重要的研究著作有《十三经注疏》中的何晏集解和邢禺疏,还有南宋朱熹的《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刘恭冕的《论语 正义》。

  《孟子》

  这是一部孟轲言论行事、包括他和门人弟子相互问答的记录。《孟子》一书主要由孟子的门人万章、 公孙丑两人所记,孟子本人亲自润色过,成书于战国晚期。全书34000余字,分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七篇,每篇又分上下。班固 《汉书艺文志》著录《孟子》,凡十一篇。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穷通篇》说:孟子著书十一篇,七篇为中,四篇为外。与应劭同时的赵岐认为外书四篇 文义肤浅,怀疑是后世伪作,因此他作《孟子章句》只作内书七篇。后来,赵岐作注的七篇流传下来,而外书四篇则逐渐亡佚了。在汉代,《孟子》同《论语》一 样,仅被看作是传、记类著作,直到宋代,才被作为经书列入十三经之中,《孟子》一书是最后进入十三经的。它反映了孟子系统的哲学思想和社会历史 观,其中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重民思想非常可贵,而明太祖朱元璋则对此极为不满,他下令删节《孟子》中有关重民内容的章节85条,书称《孟子节 文》,并不准士人学习这些删掉的内容。

  对《孟子》的研究从汉代就已开始,《十三经注疏》中赵岐的章句和孙爽的正义是重要成果。此外,清代焦循的《孟子正义》则被推为清代注《孟》书中最高水平的著作。

  《孝经》

  今传《孝经》1700余字,分18章,是十三经中最短的一部。基本内容是讲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等各类人如何行孝,由讲孝进而劝忠。《孝经》在东汉时被列入七经之一,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

  经学者考证,发现《孝经》的内容有些是抄袭《左传》《孟子》《荀子》的。又根据《吕氏春秋察微篇》中引《孝经》之文,可知《孝经》成书于战国末期。汉代曾有古文《孝经》,但在南北朝时亡佚。

  《尔雅》

   《尔雅》是十三经中较特殊的典籍,实际上它本身不是经,其内容并无经义可言,只是一部古代训诂资料的汇编。唐文宗开成年间石刻十二经,才把 它上升为经的地位。后世经学家只是利用它的训诂知识来解释经书。《尔雅》共19篇,全文10900余字,从它所涉及的文献和利用的制度、史实来看,它 不是一人一时之作,而是杂采几代诸家的训诂材料汇编起来的。此书在战国时期初具规模,汉代经典传注发达起来后,经过增补才成为现在的状况。除《十三经注 疏》中的郭注、邢疏外,清代又有两部研究《尔雅》的重要著作,郝懿行的《尔雅义疏》重在对郭注的证实和补充,邵晋涵的《尔雅正义》则从经学的角度对《尔 雅》进行发挥。

  经学的解经典籍

  经学中的正经仅13部,总计字数不过65万,一部《十三经注疏》才416卷,而历 代解经典籍的数量则要超出数百倍。仅据《四库全书总目》与《贩书偶记》正续编收载的经部典籍就有3900余部,近5万卷,这是大致流存且经著录的经部书 籍,未见著录者当不止此数,历代散失的经学典籍更无法统计。因此,绝大多数的经学著述都是解经典籍。

  古代解经典籍的体例最为多样,居 各种典籍之冠。一部儒家正经,经过历代学者以各种体例和形式的注解、发挥,产生几百部乃至近干部著作,是不足为奇的。我国注经典籍繁富的体例,在唐以 前就基本齐备了,据《隋书经籍志》记载,传、故、笺、注、说、微、通、章句、条例、集注、集解、集释、集义、音、解、解说、解谊、通解、疏、讲疏、义 疏、训、释、撰等著作体例在当时都已出现,唐以后基本沿习,少有改变。

  传传有传述之意。据说《周易》中十篇解释经文的文字,就是 孔子写的传,因此又称《易大传》,这是注释正经最早的传。后世采用传这一体例注解经书的著述极多,就一部经书来说,由于注解的角度不同,各种传的内容 差别也很大。如《春秋左传》主要在于论证本事;而《春秋公羊传》、《春秋毂梁传》则主要在于阐述经义。传的形式也有多样,有的是照经文一字一句解释的,如 《毛诗诂训传》;有的是杂引他说,借经义以证事理的,如《韩诗外传》。

  注注的本义是用水灌注,使之畅通。引申为对古书中难解字句加以解释、疏通。东汉郑玄曾遍注群经,今存尚有《仪礼注》、《周礼注》、《礼记注》。这种体例经郑玄推扬光大,成为后来最常见的一种解释、疏通文义的形式,经部中以注而称的典籍也较多。

   说说是释讲的意思,大致以阐说大义为主。说的体例起源也很早,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易》有《五鹿充宗略说》,《书》有《欧阳说义》, 《诗》有《鲁说》《韩说》,《论语》有《齐说》《鲁夏侯说》《燕传说》,《孝经》有《长孙氏说》《江氏说》。清人惠世奇撰《礼说》,不载经文,但按经文顺 序编列,对古音古义疏通说明。

  笺笺是表识的意思,这种体例由郑玄首创。郑玄治《诗》尊崇《毛传》,如《毛传》有隐晦不清之处,便 记下自己的见解,标识其旁,成为笺。在郑玄《毛诗笺》之后,以笺解经的著述历代不绝,仅清代就有胡永珙的《毛诗后笺》,会钊的《周官注疏小笺》, 万斯大的《礼记偶笺》,俞樾的《礼记异文笺》,刘逢禄的《公羊何氏解诂笺》,赵坦的《春秋异文笺》,潘维城的《论语古注集笺》等。

  解 解是剖析解释的意思。解这种体例起源很早,春秋战国时诸子著作中就有解,如《韩非子》中的《解老》,便是解释《老子》的名篇。后人沿用这一体例来 解经,或称解谊,或称解诂,如东汉服虔的《春秋左传解谊》,贾逵的《周官解诂》《左氏传解诂》,保存至今的是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诂》。

   疏疏即疏通之意。这种体例最早起于南北朝时的义疏,梁朝皇侃在《论语义疏》的序中分析其特点是引取众说,以示广闻。到唐代,对于汉人的经 解,唐人看起来已不甚明了,于是出现疏这种新的注解形式,疏不仅给正文作注释,而且还给前人的注解作注释,形成了经、注、疏三个层次。一般来说,疏不 违反注的意思,所谓疏不破注。唐代官修的义疏称为正义,如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及后来的《七经正义》。私人的注释之作仍称疏,如贾公彦的《周 礼疏》、《仪礼疏》。

  章句章句主要是分析经文的章节,盛行于西汉,为经师讲经所习用。先秦古籍,整篇直述,既不分章,也不断句, 后来儒生进行分章断句,在分章断句中也表述了对内容的理解,汉人的章句保存至今的有赵岐的《孟子章句》,可以从中看出章句的特点。这种著作体例后代也 有所沿用,如南宋朱熹的《大学章句》《中庸章句》都很著名;清代则有焦循的《易章句》,任启礼的《礼记章句》等。

  集解集解这种体 例是汇集诸家之说来进行注释。《十三经注疏》中的何晏《论语集解》、范宁《春秋姅梁传集解》是这种体例的代表作,而杜预的《春秋左传集解》则不属这种体 例,其注释仍是杜氏一家之言。集众家之说荟萃一处的方法,不仅有集解,还有集说、集注、集讲、集要、集意、集传等等,被广泛运用于各种注释领域之中,数量 甚多。以集传而言,宋代较有名的著述就有朱熹的《诗集传》、蔡沈的《书集传》、苏辙的《春秋集传》等。

  丰富的解经典籍是随着经学 的发展逐步积累起来的。春秋时只有六经。战国以后,儒家著述中解释六经大义的传、记开始兴起,《周易》的彖辞、象辞等十翼就是《易传》; 《礼》所附的记以及《春秋》各传,都是早期的解经著作,只是到了汉代才升格为正经。西汉时经学家所写的传、注等,以阐述经义为主,如《尚书大 传》、《韩诗外传》、《春秋繁露》等。但这时有些解经著作则开始出现了繁琐的弊病,东汉桓谭在《新论》中就记载说,《书经》大师秦延君竟然用十多万字来解 释尧典两字的含义,这种流弊在以后的解经著述中时有出现。东汉以后,注经典籍逐渐转向通训诂、究名物的方向,主要是解释字义和考证名物制度,发展了章 句训诂之学,出现了像许慎、马融、郑玄等有名的注经学者。流传至今的有《毛诗传》《三礼注》《公羊传解诂》《孟子注》等,后世称为古注。

   魏晋以后,随着音韵学的发展,解经典籍中的音注著作大量增加,晋代的徐邈对五经都作了音训,成为当时诸经音注的典范。为经书作音注声训的传统,到唐 代有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一批为经文注音的解经典籍,其中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成就最大,他的音训做到音与义结合,注一不同的音,即表达一种不同的解释。 全书36卷,搜采汉魏以来凡230余家而遍注群经,十三经中仅缺《孟子》,是因为唐时《孟子》还未进入正经。后来宋儒刊刻《十三经注疏》时,将 《经典释文》内容散于各经注释中,称为陆德明音义。

  宋代注经典籍的数量迅增。在南宋时,经学学者将汉以来注解十三经的一批重 要解经典籍确定下来,刊成封建时代通行的《十三经注疏》。这套注疏典籍中,古注除《孝经》为唐明皇所注外,汉人与魏晋人各居其半,义疏部分是由唐宋人完成 的。大体而言,其内容注多宗汉,疏多宗唐,倾向于训诂名物的汉学,与当时理学诸儒注经的方式迥异。宋儒的解经典籍虽然进入《十三经注疏》者很少,但有不少 著述的成就是为历代学者公认的。例如,《易》注方面,程颐的《易传》、朱熹的《周易本义》皆有新意,尤以程颐的《易传》为清代朴学大师顾炎武所推崇。《尚 书》注方面,蔡沈的《书集传》、宋末元初金履祥的《尚书表注》不亚于《伪孔传》和孔颖达的正义,后来学者多所利用。《诗》注,则有欧阳修的《毛诗本 义》,往往能探本诗人之旨。《三礼》方面,朱熹晚年所作的《仪礼经传通解》,就《仪礼》分章分节,眉目清楚,并引《礼记》内容进行注解,溯本追源。朱熹的 《论语集解》和《孟子集解》,虽然重在义理的阐发,但词句简明,便于初学,可与何晏的《论语集解》、赵岐的《孟子章句》配合起来阅读。明代的解经典籍虽然 数量不少,但多承宋学,未能有突破性的进展。

  清代解经典籍成就辉煌,不仅数量多,而且在许多经学领域的研究超越了汉唐。择要而言,首 先是在对经书的辨伪上意义重大。清代学者万斯同的《周礼辨非》、《仪礼商》,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惠栋的《古文尚书考》,胡渭的《易图明辨》,都是 当时疑经辨伪的力作。特别是《古文尚书疏证》一书,引经据典,共列128条,一一陈述《古文尚书》的矛盾,彻底揭穿东晋梅颐对《古文尚书》和《尚书孔传》 的伪造,使遗留千年的问题成为定案。其次,清儒的解经典籍几乎遍注群经,十三经中除《礼记》和《毂梁传》外,每部经书皆有数种新注新疏,这些著述对经 文经义的考证和注释,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达到全新水平。清末学者章炳麟曾对清人解经典籍加以研究,从中选出一批著作定为群经新疏,颇有代表性 意义。其所列举:《易经》有惠栋《周易述》,江藩、李松林《周易补述》,张惠言《周易侯氏义》;《尚书》有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 疏》;《诗经》有陈奂《毛诗传疏》;《周礼》有孙诒让《周礼正义》;《仪礼》有胡培晕《仪礼正义》;《左传》有刘文淇《左传正义》;《公羊》有陈立《公羊 义疏》;《论语》有刘宝楠《论语正义》;《孟子》有焦循《孟子正义》;《孝经》有皮锡瑞《孝经注疏》;《尔雅》有邵晋涵《尔雅正义》、郝懿行《尔雅义 疏》。这些著述可以大致反映清代经学研究的水平。此外,清人还对经书注释典籍作了大量的整理工作,康熙年间由纳兰性德刊刻的《通志堂经解》1860卷,由 徐乾学、何烽主编,编者收集了唐、宋、元、明人关于《易》《书》《诗》《春秋》《三礼》《孝经》《论语》《孟子》等解经典籍146种,其中尤以宋元诸儒著 述居多,收罗宏富,颇多罕见之本。此外,清儒还对当代的解经著作进行总结,如阮元所编《皇清经解》和王先谦所编《皇清经解续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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