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舒的诗歌刨作:苦难的幅度与“提炼”的艺

2019-12-01 17:58
  西方现代诗歌发展到象征主义之后,就带有了非常明显的“反叛”特征,这种精神气质上的反传统特质和当时的中国诗人在追求上具有某种契合。

  但是不同的诗人对这种反叛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例如同样受到法国象征主义影响的三位诗人——李金发、戴望舒和艾青,他们各自的理解就很不一样。李金发发现了题材上的异样与语言的陌生化方式,艾青看重的更多是个性精神的反叛性,而戴望舒看到的则是西方也可以在反叛自己的传统中接近东方和中国。这样一来,这些中国式象征主义诗人的去向也各不相同了。艾青一方面学法国现代诗歌,另一方面表示自己并不受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影响。而李金发则自觉地表示要把法国的现代诗歌和中国古典沟通起来,当然实质上他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因为要达到这样一个目标,就要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时又要有高超的语言修养,这两点对李金发来说,都是有所欠缺的。但是李金发未做到的,有的诗人却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他们看重的就是西方诗歌在反叛自身传统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和中国诗歌的相似性。这在新月派就有所表现,到了1930年代的现代派就更明显了,也更有心得了。其代表就是现代派诗人群,特别是戴望舒、何其芳与卞之琳。

  虽然都在“中西融合”,但1930年代的现代派还是和1920年代的新月派大不相同,我们可以将这一差异概括为苦难幅度的差异与艺术上的“提炼”功夫的加强。到了现代派诗歌这里,苦难的幅度扩大了,对人生感受的“提炼”也成为了艺术自觉的追求。

  中国的现代派通过直接摄取法国象征主义的资源而进入了一个现代主义的时期。这个现代主义时期和新月派的重要区别,就是情绪的范围和幅度发生了变化。徐志摩即便有感伤,他也有他的办法来稀释它,他所有的怀念诗都不会让你感受到他的赤裸裸的感受。而戴望舒的诗歌就不回避,他的寂寞、痛苦,都在诗歌里尽情展示。反过来,我们又不必在戴望舒的诗中寻找“本事”,或者说,不用寻找这种人生的对应关系也能理解其思想意义,也不影响我们对戴望舒的痛苦寂寞的理解。他自己的文字所构成的世界的独立意义更大。现代主义的特征,已经从具体的人生“留痕”中跳出来了。

  研究某一个诗人或作家,一定要具备文学史意识,要注意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他和前面的、后面的诗人作家有怎样的不同,有什么价值。脱离了文学史来讨论戴望舒的情绪,什么悲愁、失望乃至绝望等等,这些都十分不够,因为这还不足以把戴望舒和其他诗人区分开。做文学研究所下的结论,一定要是确实的,不会混淆的,让别人一读就知道评价的是戴望舒,而不是别人。所以我们不能满足于仅仅描述戴望舒作品的情绪,而要不断追问下去,探寻作品的细微之处。

  比如说,戴望舒多写爱情,多写悲哀痛苦。悲哀痛苦是诗歌的普遍性的主题,但是中国新诗写爱情写人的痛苦都不是从戴望舒开始的,如果放在这样一个序列中来看戴望舒,还不能看出一个独特的戴望舒,不能看出他写爱情写痛苦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这应该是探讨的起点,是第一步就要回答的问题。爱情是他诗歌的主题,痛苦也是他所流露的主要情绪,但这些不应该是我们展开的主要方面。戴望舒的爱情和痛苦有什么特点,这才是首先要研究的,所有的分析都要紧紧围绕这个问题来展开。

  戴望舒的特点是,爱情也好,痛苦也好,始终都处于真实和想象之间。他和徐志摩不一样,在后者那里,可以把其诗歌和某一具体的事件联系起来。徐志摩也有真实和想象,但是如果脱离了具体的事件,就往往很难更细腻地把握徐志摩诗中的若干非常重要的环节。比如《再别康桥》,当你明白这种情绪和对林徽因的感情有隐秘的关系时,整个诗便豁然开朗了;又如《山中》这首诗,如果知道了诗的背景是,林徽因得了肺结核在北京西山医院疗养,徐志摩白天和朋友一起去看望她,晚上回来看着庭院,想到此时此刻的林徽因孤独地在医院里,也会更好地理解这首诗。《山中》是这样深情地眺望:

  不知今夜山中,

  是何等光景:

  想也有月,有松,

  有更深的静。

  我想攀附月色,

  化一阵清风,

  吹醒群松春醉,

  去山中浮动;

  吹下一针新碧,

  掉在你窗前;

  轻柔如同叹息——

  不惊你安眠!

  十一天之后,山中的林徽因作《山中一个夏夜》,如同心有灵犀一点通似的呼应:

  均匀的一片静,罩下

  像张软垂的慢帐。

  疑问不见了,四角里

  模糊,是梦在窥探?

  夜像在祈祷,无声的在期待,

  幽馥的虔诚在无声里布漫。

  作为中国现代诗歌史的环节,这样的遥相唱和,完全可以当做“故事”来讲述。

  徐志摩的诗往往和他自己人生经历的具体事件有对应关系。而到了戴望舒,尽管我们也可以讨论他和他生命中的一些“故事”(包括和三个女性的种种关系等),但在他的诗歌里,这些故事和关系却不是以直接的方式呈现的,与徐志摩相比,戴望舒作了更多的抽象和提升,他的诗对个人的人生体验更具有概括性,他并不直接抒写处于确定事件中的情绪,这就是戴望舒的特点。《雨巷》不是现实人生中的哪一处地理空间,也不是真实的情人相遇的故事,其中的关键是诗人的情绪的提炼:

  撑着油纸伞,独自

  妨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个丁香一样地

  结着愁怨的姑娘。

  徐志摩还是喜欢诉说的,他虽然不能简单地被称为浪漫主义,但的确更有接近于浪漫主义的地方。浪漫主义的代表比如拜伦、雪莱、普希金等人,都可以直接从诗歌中看到他们的人生。普希金的热恋、失恋及其他人生体验都直接在诗歌中表达出来,而且有明确的事件。这是诗的一种形态。但是到了现代主义,或说从象征主义开始,区别于浪漫主义时代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人生的事件不再直接进入诗歌。象征主义对人生中所获得的理念和感受更具有概括性的表现,这就和过去不一样了。对比戴望舒和徐志摩,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这一点是我们研究戴望舒首先要追问的。因此,同样写爱情写痛苦,戴望舒就和别人有了区别。

  另外,戴望舒和徐志摩的个人气质也是不同的,徐志摩还是属于偏向于自我表现的,有情绪变化都会流露出来,而戴望舒则偏于压制。这也与他的经历有关。戴望舒人生中的三次爱情对他的诗歌创作非常重要,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戴望舒先天的缺陷,因为小时候出天花,所以脸上留下了瘢痕,对这一点他非常敏感,甚至影响了他的行为方式。在艺术史上,凡是性格中具有此种敏感特征的,都有现代主义的倾向。
上一篇:戴望舒的诗歌刨作——音节与女性化 下一篇:没有了